最近，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11月10日）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11月18日）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兩次提到“宏觀調控需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改革”的主張，這個提法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與此同時，國內對于所謂“新供給經濟學”的宣傳也如火如荼。事實上，在宏觀經濟的理論和實踐上，供給側改革和管理早有涉及。1980年代，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從減稅方面入手，大刀闊斧的進行經濟結構調整，通過一系列政策帶領國家走出了滯脹泥淖、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創了新紀元。下面的這篇文章，來自易方達基金首席宏觀策略分析師戴險峰，他在2013年的《哈佛商業評論》中曾經刊發了一篇題為《重讀撒切爾主義》的文章，當時寫作的背景是撒切爾夫人的逝世，但兩年前的文章放在今天讀來仍然具有現實意義，特別是在當下國家提倡供給端改革的背景下。
素有“鐵娘子”之稱的瑪格麗特·希爾達·撒切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于2013年4月8日逝世。盡管她實際上早已淡出政壇，但伴隨她形成的“撒切爾主義”卻始終未曾消解，尤其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仍復蘇乏力、持續低迷的情況下，批評凱恩斯主義的聲音越來越強，而提倡撒切爾主義的呼聲則越來越高。撒切爾主義指的是英國首相撒切爾執政時期的一整套政治、社會及經濟政策，她所推行的貨幣主義政策、大規模私有化政策以及削減控制社會福利等措施，褒貶參半，影響超越其執政的1979到1990年，延伸至梅杰、布萊爾、布朗政府。當全球仍在經濟泥沼掙扎之際，本網特刊發文章，梳理其中可資借鑒之處。
2008年的金融危機造成了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危機，在當時甚至有轉化為蕭條的可能。于是各國紛紛推出強力的政府刺激計劃，包括備受爭議的中國4萬億刺激。以至于2009年流行著“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了”這么一句話。大蕭條的記憶尚存，大家想到的自然都是針對蕭條的方子。
但是，四年過去了，世界經濟并沒有明顯好轉。盡管美聯儲將聯邦資金利率降到了零區間，但是美國的復蘇艱難而緩慢，失業率長期高于8%。歐洲則在政府赤字的重壓之下，陷入債務危機。而全球經濟增長的希望，中國，最近的GDP增長又一次“破八”，似乎出現了硬著陸的風險。
面對這樣的情況，批評凱恩斯主義的聲音越來越強，而提倡撒切爾主義的呼聲則越來越高。撒切爾主義所代表的經濟主張，如貨幣主義（低通脹），市場經濟（小政府）及私有化等，對后來很多領域都影響深遠。各國央行定位于管理通脹目標、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和全球化等，都可追溯到撒切爾主義。
今天，我們有必要重讀撒切爾主義。
1 凱恩斯的救贖與出局
撒切爾主義所涵蓋的市場經濟及自由競爭，早在1776年就由亞當斯密提出。當時英國剛剛開始工業革命，科技的發展（鐵路，輪船，越洋電纜等的出現）為資本、信息、勞力及商品的流動提供了技術條件，形成了一輪“全球化”。但是，發生于1929年至1933年的大蕭條及隨后的二戰，將之徹底終結。大蕭條時，傳統的經濟理論無法解釋所發生的現象。各國政府在金本位制下，實施緊縮政策，加重了危機。由于俄國、德國等政府主導的經濟體表現相對較好，因此世界上普遍產生了對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質疑。
隨后，凱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論，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經濟衰退的原因。這樣，政府就可以并應該用公共投資來彌補私人部門投資的不足。凱恩斯就這樣一手創建了現代意義上的宏觀經濟學，并被認為挽救了資本主義。在凱恩斯的理論里，經濟增長與通脹正相關，經濟政策就變成就業與通脹的平衡。信奉自由市場的哈耶克曾經與凱恩斯論戰，但最終投降，轉而集中精力研究政府及法律。凱恩斯主義在20世紀50及60年代盛行，成為西方各國政府的主流經濟思想。
具體到英國的表現，就是從1945年到1970年代流行的所謂“戰后共識”（Postwar Consensus）：凱恩斯主義、公私混合經濟及福利社會。實際上，追求全民就業以及建立福利國家，并不僅僅是凱恩斯主義的結果，而是對付政治動蕩的舉措，無論工黨和保守黨均如此。但是由于期間工黨執政時間占優，工黨又為工會掌控，政治力量上偏左，于是英國于1946年至1950年進行了一系列國有化動作，包括煤炭、鋼鐵、電力、天然氣、航空、鐵路等，甚至還進行了價格控制及實物分配制度。
由于英國工會的力量非常強大，在爭取工資上漲方面有很強的話語權。比如，在1975年，盡管已經有限制工資的合同，工人工資還是上漲了30%，結果推動了通貨膨脹。
其實，凱恩斯主義下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被不少人認為是當時通脹的主要原因。到1970年代初，西方經濟已經經歷了數十年的高速穩定發展。而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1年的瓦解則去除了限制各國貨幣政策的枷鎖，每個國家都可以根據需要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而它們事實上也這樣做了。這樣，各國經濟更加活躍，經濟增長加速，愈發形成通脹壓力。
1973年，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贖罪日戰爭（又稱第四次中東戰爭），造成石油禁運。原油價格一年內翻了4倍并在整個70年代都在上漲，并最終從70年代初的3美元狂漲至于70年代末的34美元/桶。這對英國的經濟造成極大影響，并造成通脹與經濟衰退的同時出現，也即滯脹。滯脹違背了凱恩斯主義的增長與通脹不兼容的核心結論。
類似于當年的大蕭條，上世紀70年代帶來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經濟局面，當時流行的凱恩斯經濟理論也不足以提供解釋。在這樣的經濟大背景下，撒切爾開始執政。
2撒切爾夫人做了什么？
撒切爾夫人的思想體系深受哈耶克的影響。她曾經舉著哈耶克的“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書說，這才是我們要信仰的。而撒切爾的貨幣政策則主要來自于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作為芝加哥學派的領袖之一，弗里德曼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通脹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是一個貨幣現象” （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
撒切爾夫人上臺后，首先做的就是控制通脹。當時英國的通脹已超過兩位數，并迅速攀升，一度高達21%。撒切爾夫人將通脹視為頭號大敵，認為它干擾經濟活動，影響企業的理性規劃，從而不利于投資與經濟增長。于是，她遵循貨幣主義原則，通過貨幣的緊縮政策（先是直接控制M3，然后是提高利率）來控制通脹。這實際上是一種緊縮性的需求管理，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失業率從10%上升到大概12%。撒切爾主義對通脹的原則就是，治理通脹要不惜以犧牲就業為代價。
撒切爾夫人在哈耶克自由市場的理論指導下，還采取了一系列供給方面的舉措：私有化，減稅，放松管制以鼓勵競爭，消弱工會力量。她認為，國企是必定沒有效率的，將之私有化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和效率。她將20家大型國企私有化，包括捷豹汽車、英國電訊、英國石油及工廠和港口等。這些公司在上市時，股價故意定得偏低，并面向所有的人銷售。1979年，英國居民持股比例占7%，但是到了1987年，這一比例則上升到20%。這些舉措在企業回歸市場、提高效率的同時，還為政府提供了資金，創造了減稅的條件。
與此同時，撒切爾夫人大力減稅以刺激經濟活動。她將高收入的邊際稅率從80%降到50%，將低收入的稅率也從33%降到了30%。
這樣，到了1982年初，英國經濟衰退開始觸底，通脹也降到了8%左右。英國的經濟隨后進入一段久違的良好發展期：GDP增速達到5%左右，通脹則進一步降到了4%左右。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撒切爾夫人下臺的前夕。因此有人評價，是撒切爾夫人挽救了英國經濟。
3 今天如何看待撒切爾主義？
歷史往往很相似。
始于2008年的經濟危機遲遲得不到根本性扭轉。在政治上，各國的極左和極右都開始活躍起來。在美國，奧巴馬甚至被極右派比作“希特勒”，批評他將一切經濟活動都收歸了政府。而在希臘，極右和極左的黨派在競選中都獲取了更多的選票。其中“激進左派聯盟”的選票急速躥升到第二位，而新納粹的“金色黎明”黨則獲取了高達7%的選票。
在經濟理論上，也出現了爭論。一方面是對傳統經濟理論的反思，并認為凱恩斯的理論已經失靈。另一方面，又有觀點（如克魯格曼）則認為，政府的刺激還不夠。
理論之爭，由于建模時的出發點及假設不同，可能都有道理，而且似乎也都有排他性。
不過，現實中既沒有絕對的市場經濟，也沒有絕對的計劃經濟。我們應該從實際出發，在市場與政府之間找到一個平衡——“實用主義”。
但是，我們首先要認清一些基本的原則，尤其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市場在分配資源，傳遞信息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效率。因此一切市場可以做到的，都應該交由市場自由競爭與定價。但是人類追求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生活質量的提高，并獲取幸福感。這就需要社會公平及適當的社會福利。這些具有公共性，外部性的領域就屬于政府的職責。從這個意義上，小政府的概念是正確的。
在以上基礎上，還要進一步認識到，走極端、將一切都交給市場的做法是教條的。比如，這次的金融危機就是金融市場過度市場化、監管不力造成的。這里其實早有理論上的解釋，就是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假設。其基本思想就是，投資品本身有泡沫傾向，而金融是順周期的，在泡沫形成時推波助瀾，并在泡沫破裂后落井下石。而金融體系中的杠桿的力量最終壓倒旁氏投資者，造成泡沫的破裂。金融體系本身具有不穩定性，需要政府約束。回歸到撒切爾主義，這就是其自由市場理念，在一些特定領域沒有用好的地方。
與此相關，還有央行的職責問題。受到撒切爾主義反通脹的影響，各國央行無一不把治理通脹作為最主要的目標，如果不是唯一目標的話。但是，金融市場自由化帶來的金融創新，使金融工具產生了爆炸式的發展，并且使貨幣的概念發生了變化。央行將目標釘在通脹上是否依然合理，就是一個目前熱議的話題。比如，美聯儲如果兼顧資產價格（如房地產）會不會可以有效地避免這次的金融危機？
所以，我們對撒切爾主義的一些具體政策措施，也要具體分析，并不能全盤接受。
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是要解決經濟中周期性的需求不足，或金融體系中的流動性斷流。而經濟長期的增長，根本上來源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供給方面的因素。
目前各國的經濟問題，有周期性的因素，包括金融市場流動性問題。也有長期性因素，如經濟增長缺乏推動力的問題。教條地去套用單純的凱恩斯主義或者單純的撒切爾主義，都很危險。這就要求從理論上到政策上堅持從實際出發的原則，認清問題，再采取相應措施。
4 中國經濟改革如何借鑒撒切爾主義？
撒切爾主義中，國企上市以加強社會保障，供給方面的措施如減稅等，是中國特別可以借鑒的地方。
以中國為例。中國的經濟發展受益于房地產投資及全球化帶來的國際需求（以及衍生出來的基礎設施等投資需求），GDP因此長期保持兩位數的增長。但是，長達四年始終得不到根本性好轉的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的發展模式產生了巨大壓力。美國復蘇乏力，歐債危機也遲遲得不到解決，中國的凈出口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都會受到制約。而投資已經造成眾多行業產能過剩，很難繼續野蠻追加。房地產市場長期畸形發展，房價高居不下，已經超越經濟，成為社會問題。房地產調控政策不能輕易放松。推動GDP增長的第三輛馬車，消費，則受制于消費習慣的改變，很難得到迅速提升。中國的經濟似乎也已陷入發展困境。
但是，從實際出發，這反而可能是一個加強各方改革，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的時機。
以消費為例，之所以消費占GDP比重難以提高，是因為居民的消費習慣難以改變。中國的居民長期高儲蓄、低消費，是因為缺乏社會保障，對未來沒有信心。要根本性地改變這個狀況，就必須加強社會保障，以消除居民的后顧之憂。這里，撒切爾主義就有啟發，如國企上市。中國在這方面可以變通，將原國企的股份注入社保體系，從而解決社會保障的資金問題。這樣，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又為經濟增長增加了一個較為長期的推動力，還在政府公共政策領域解決了民生問題。政府、社會、市場之間并沒有矛盾。我們也不用擔心撒切爾主義中的“消費主義”的批評（英美的過度消費），因為中國的消費占比相對仍處于很低的水平。
撒切爾主義中，供給方面的措施如減稅等，則是中國特別可以借鑒的地方。中國的小企業在促進就業方面起到絕對性的重要作用，但是生存環境卻很艱難，在稅務方面的負擔特別繁重。對企業，尤其是小企業減稅，可以促進投資，活躍經濟，并進一步促進就業。減稅造成的財政收入空缺，也可以從國企上市中獲得補償，如果政府推動這項改革的話。
談中國就不得不談房地產市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長期發展畸形，在供給方面受到嚴重制約，而在需求方面又有強大的投資需求（中國的投資渠道有限，而且貧富差距較大）。這樣的供求關系下，市場的泡沫化傾向非常嚴重。這時，最好的解決方案是從土地制度入手，根本性地解決供給問題。但是，土地制度的改革，短期內難以有突破。這時，為了防范泡沫的產生，只能限制需求。所以，政府的限購政策是個必須堅持的次優方案。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絕不能再次淪為刺激經濟的權宜之計。但是，這個領域也可以改革，比如征收房地產稅，包括針對投機性需求征收重稅。這樣，既可以抑制投機需求，又可以為地方政府提供資金，以支持企業減稅。
所以，無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撒切爾主義，都有非常經典的思想精髓，但是使用不當的話都會帶來問題。現實經濟是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平衡。面對復雜的經濟及市場，凱恩斯主義及撒切爾主義都是豐富的“工具盒”，我們可以針對具體問題，從中拿出不同的工具——“實用主義”。